 从延安回乡下，证件被盗 组织安排双重身份，他又当了伪保长 侯礼祥外出闯荡十多年，依旧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穷乡僻壤。老家里满眼都是姓侯的，细看再无血亲人，他只得投靠一个叫侯运才的本家叔叔，并住到了他的家里。当年八九月间，他娶了一个名叫杨绪儿的农家女子为妻。婚后，他搬出叔叔的家，租了堂兄侯礼太的一间瓦房安身。 从延安到江陵，侯礼祥虽然不算衣锦还乡，但也该是荣归故里了。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红军团长啊。可是，纵然大红大紫满身光环，他在日本鬼子统治下的家乡白区是一丁点儿也炫耀不得的。于是，他把从延安带回来的一切光彩夺目的身份证明，什么军官证啊，残废军人证啊，红区白区之间来往的护照啊，全都用厚厚的草纸捆好，放在那只从延安带回来的心爱的皮箱里。然后再将皮箱偷偷地放在床铺底下，并巧妙地掩藏好。 也许是初来乍到，也许是地方上对侯礼祥不甚放心，头一年，地方党组织没有给他安排地下党的任何工作，更谈不上与红军团长职级相等的领导工作。 这一年，侯礼祥为了谋生和养家糊口，跟侯家族长说好，借用侯家祠堂开了一间牌铺，当起了牌铺老板。牌铺开张后，方圆数里三教九流慕名而来，或打麻将，或打纸牌。俗话说百人百心，来往人多了，有的就打起了侯老板的主意。他们想，侯礼祥出去跑江湖十多年，即使没挖个金娃儿回来，恐怕也赚了不少钱，干脆伺机把他的家给“挖一挖”。终于，侯礼祥的那只宝贝皮箱给牌友们挖走了。 皮箱被盗后，侯礼祥关闭了牌铺，再也不做这门生意了。他在家里足足闷了三天三夜，将门闩得紧紧的，三天只吃了一餐饭。原来，他打算保存好所有证件，休整生息，等伤势彻底好后东山再起，或重新去找部队，或争取在地方上当个地下党的领导干部。没想到，一夜之间，自己上十年挣来的一切光彩夺目的标记竟然一扫而光。他想，从今以后自己恐怕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人了。 正当侯礼祥满心沮丧的时候，中心县委书记魏西派通讯员小王来到了他的家里。“嗬，国家乱成什么样子了，你还有心思在家里守老婆？”小王说。 “所有的证件都被盗了，现在出门，我无以为证，不在家里守老婆，干什么去？”侯礼祥没好气地回答。 “办法是有的，就看你舍不舍得离开老婆。”小王看了看他漂亮的妻子说。 “怎么舍不得！你说，中心县委有什么指示？” “魏书记要你速到监利县朱河镇洪湖湖区，以国民党伪联保主任的身份，与伪监利县县党部取得联系，打入敌入内部开展工作。从现在起，你的名字叫做侯文彬。联络员和联络地点另行通知。记住了吧？” “记住了！”“侯文彬”爽朗地回答。 1940年三四月间，“侯文彬”到监利朱河没干多长时间，敌人一二八师攻下监利县城和朱河镇，以伪县长、伪区长身份出现的地下工作者郑恒斌、姚子清叛变，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侯文彬”及所有的地下工作者，全部奉中共江陵中心县委之命各自分散隐蔽起来。从此，侯礼祥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1942年7月，张秀龙带领的鄂豫边区第三军分区十五团挺进潜江县。侯礼祥得到这一消息喜出望外，连忙赶到潜江县熊口镇泰安客栈。侯礼祥在泰安客栈拜见了张秀龙团长。侯礼祥向张团长亮明身份，希望投靠到他的门下。可是，正当侯礼祥要跟张秀龙接上关系的时候，警卫员忽然来报告，说敌人由伍家场出发袭击熊口。张团长立即中断与侯礼祥的谈话，带着部队就出发了。此次，侯礼祥不仅没有跟上张秀龙的部队，反而差点被张秀龙怀疑敌人是他带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张秀龙曾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但是，侯礼祥主动寻找组织的事，因无人证明而最终没有得到组织承认。 侯礼祥像驴拉磨一样，转了一个圈子，又转回侯家台。他依旧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依旧靠租用人家的房子度日营生。侯礼祥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是，他既不会耕地，也不会插秧。他在侯家台呆不下去了，组织也找不到，就去离侯家台五六里远的普济镇小街上开起一家茶馆。他在茶馆里除了煮茶待客，还学会了一门蔑匠手艺，常常编些筲箕、竹篮出售，以补充家里的经济来源。 至此，侯礼祥认命，算是死心塌地过起了平民百姓的日子。 下期请看： 自恃老革命，乡亲嘲笑； 骂地方干部，自食苦果 作者：张世春 来源：江陵县档案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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