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牌”也是“限权”的命题

   3日，记者专访了江苏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刘克希。他明确表示，南京绝对不可能像杭州那样突然限牌，因为江苏省地方性法规对限牌有明确规定：限牌与否必须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并经同级人大常委会审议，即便审议通过限牌，也必须提前30天向社会公告。（5月4日《现代快报》）

    随着城市拥挤与污染的加剧，限牌作为治理的手段之一，成了不少城市的选择。抛开措施是否充分必然姑且不谈，限牌作为公共政策，事实上是对居民特定权利的限制手段，其程序正义性始终是倍受质疑的看点之一。特别是自天津与杭州先后“突击限牌”，事前面对限牌沸腾的传言，信誓旦旦持否定态度，却在既成事实后沦为不值一钱的谎言，注解了权力不受约束，对政府公信造成伤害。

    如此语境下，城市限牌似乎正在形成“多米诺效应”，尽管每个城市因为各自的实际有所不同，但是在居民眼里，限牌只是早晚的事情，并不乏朝夕之间的隐忧，进而引发城市一轮又一轮非理性购车热潮。毫无疑问，一两个城市的“突击限牌”所带来的影响却是全国性的，并且是长久的。潜在应对限牌中的种种心理，正在考验政府的定力与操守。

    所以，面对限牌之于政府的信任危机，之于购车乱象对社会正常秩序的损害，江苏省人大相关人员从法治的角度来澄清，确实要比政府瓜田李下的表态更有力度。

    对于限牌，地方性法规形成的相关规定，不仅仅是政府制定政策要遵循的基本程序，更是政府获取特定权力的基本途径，即这种权力并不是政府与生俱来的，而是依法赋权的结果。法规给权力划出了边界，可以避免让限牌成为“荷包”政策，沦为切割民生利益的刀子，让市民吃上一颗“定心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