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准确认识今天的世界外交

    “康熙大帝1654年出生，1722年去世，在位61年；俄罗斯的彼得大帝1672年出生，1725年去世。”“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访问日本；10月23日，中日交换了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欧元区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当年GDP的60%。”……

    挺拔，儒雅，声音轻柔，但语气坚定，大脑像数据库，回忆时间、地点、人物不差分毫。昨日，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建民，应本报之邀来汉做客楚天传媒大讲堂，带来《准确认识今天的世界》的讲座，纵论国际形势，分析世界潮流。

    从美国政要嘴里的“政治僵局”，到欧洲各国头疼的债务危机；从中东和北非的动荡局势，到中国的各种社会现象和议论。10分钟左右的开场白，信息量巨大——这或许是近半个世纪的外交官生涯留给吴建民的职业印记。他将听众的视线带到全球各个角落，然后不慌不忙地引回他的领悟上：“今天，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大反思的世界。”

    无论是超级大国美国，还是拥有令人羡慕的高福利的欧洲，或是处于动荡中心的中东与北非，世界局势浪潮迭起，充满困惑与争鸣，“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吴建民认为，当社会发生大变动，人类不知向何处去时，就会开始反思，这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都曾有过，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欧洲的文艺复兴，但像今天这样全人类同时反思，史上还是第一次。

    “大反思必定带来大变化。”吴建民说，反思会产生思想成果，“现在，哪个国家和地区能产生比较好的思想，就能走在发展的前列。”而他相信，中国，此刻也正在思考之中。

    面对世界，中国需要思考什么？吴建民说，需要把握天下大势。他曾经在大学校园提问：当今世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学生们的答案五花八门：或者是全球化，或者是信息革命，或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他笑着摇头：“都不准确。最大的变化是主题之变，是和平与发展成为全世界的主题。”

    吴建民说，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核武器出现带来的震慑和制衡作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局面，西方的内外政策进行的深度调整，以及世界地区之间的差距加大，都成为影响和平与发展的因素。

    “今天的世界，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与冷战、对抗、冲突、仇恨的潮流的较量。”吴建民谈到，现在关于战争的讨论不时见诸纸端，网上就更加热烈，但是战争越来越无法解决问题，“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解决了什么问题吗？没有。”

    ●谈外交

    驰骋外交界近半个世纪，像许多著名的中国外交官一样，吴建民所到之处，都会掀起“中国风”。他头脑机敏、语言生动，让许多外国政要印象深刻。

    对于当下对中国外交姿态“硬”和“软”的争议，吴建民有自己的见解。“现在有一种看法，觉得硬气一点好。我觉得‘硬’和‘软’都是手段，并非目的。”他说，“硬”比较容易做到，“拍桌子、大声吼，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这个3岁小孩都会呀。‘软’反而难一些。”

    他认为，中国近30多年的外交，给国家赢得了巨大利益，“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出国总人次是28万多，而去年出境人次近1亿。”他还讲起1961年到法国开会被拒签的往事，“后来法国人见到我还挺抱歉的。如果外交上没有赢得今天这样的局面，中国人能这么容易出国吗？”吴建民笑言，“‘硬’和‘软’的争论比较浅薄，最终还是要看结果。”

    中国站上世界舞台的中心，亚洲正在崛起，国际关系的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而美国也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这一背景下，中国怎么办？吴建民觉得，应该坚持和平与发展的道路。

    他说，中国的国际关系中，首先是和美国的关系，“习近平主席概括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国绝不重蹈过去一些大国走向战争、走向对抗的老路，“中美两国如果迎头相撞，全世界都要倒霉，这就是一场灾难。实际上，中美的共同利益是大于分歧的。”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同样如此。吴建民说，中国和周边国家也有很多分歧，但是和美国一样，共同利益同样大于分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共同利益大大发展，规模超乎想象。比如，1978年中日贸易额是66亿美元，去年是3100多亿美元。”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首先要全面看，共同利益前所未有地大发展，同时存在分歧；其次要讲原则，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平解决争端；第三要有信心，相信这些问题最终能够妥善解决。

    吴建民，生于1939年，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1971年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第一批代表团工作人员。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首席馆员，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大使，1998年—2003年任中国驻法国大使，2003年—2008年任中国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等职。2003年—2007年任国际展览局主席，是第一位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的亚洲人和发展中国家人士。

    现任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席、欧洲科学院院士、副院长，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等。

    ■对话

    讲座结束后，吴建民接受了本报专访。

    记者：包括您在内，很多中国著名的外交家都给人博闻强识的感觉，这种能力是如何得来的？

    吴建民：我年轻的时候给周恩来总理做翻译。有一次，他问我诺曼底登陆的日期，我不知道。时任礼宾司副司长的韩旭查了资料，过来向总理汇报，总理表扬了他。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记忆力是要训练的，人总有不知道的事，慢慢训练，就记住了。对于外交官而言，记忆力更是职业需要，搞外交要有根有据，比如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事、说明了什么问题，这样就有说服力，“大概”这个词是没有说服力的。

    记者：您曾经说过，外交对国家经济也有帮助。

    吴建民：据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初步统计，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16万亿美元。中国有这样的贸易成就，与外交创造的良好环境分不开。

    记者：对于已经成为“全球采购者”的中国来说，如何树立良好的投资者、消费者形象？

    吴建民：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不能以“恩人”自居。现在经常有人说，我们又给哪个国家送去多少“大礼”，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中国与一些国家开展合作，难道不是我们自己也需要的吗？合作是相互的，合作双方也是平等的。所以，不要以“土豪”心态对待别人，这样很不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