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陪父亲交公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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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夏天，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天还没有亮，母亲就为我和父亲炒好了油盐饭，然后叫我和父亲起床吃。豆黄的油灯下，我艰难地嚼着，咽着。平日油盐饭是很好吃的，但那天为了饭经得住饿，母亲把饭炒得又干又硬，她还在一旁嘱咐我多吃点，说怕我们中午前公粮交不出门饿肚子。

吃完饭，天刚麻麻亮。父亲与我将昨天晒整好的两麻袋加一蛇皮袋的小麦装上了独轮手推车。然后由父亲推着，我用勾绳在前面拉着，上了砖渣公路便朝公社粮站出发。

三袋小麦有三百多斤。那时的独轮车的轮子是一个套着窄窄铁圈的木质轮，平稳性极差，前面拉力与轮子前行的方向稍有偏差，车子就很容易被拉翻。车在坎坎坷坷的砖渣路上前行，车轮与砖渣磕磕碰碰，这给车的平稳增添很大难度。没多久，微微晨曦中，我看见父亲头上已冒出了一颗颗的汗珠。可要到达公社粮站，要走十二三里路。

太阳越过大树梢时，我们到了粮站附近再也不能前行，到粮站交公粮的独轮车和箩筐挑子，已经摆成了两里多路的长龙阵。父亲上身的褂子也全汗湿得贴住了身。父亲说，起那么早，前面还是那么多人，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们。可是，跟在我们后面的队伍却仍在不断地向后延伸。

太阳越来越高，但我反觉得离我的头顶却越来越近，脸晒得焦痛，路旁一棵歇荫的树也没有。父亲要把头上的斗笠给我带上，我没要。一会儿我也开始出汗，抬头仰望天空，天空只有稀少的几片镶了金边的白云，太阳像一团刺眼的火球，根本不敢直视。父亲抱怒说，昨天又没有这么大的太阳。所有排队的人都坦胸露肚，有的用擦汗的毛巾扇着风，有的用草帽扇着，谁都不能离开，如同现在堵车了人却不能下车一样。所有交粮的车子担子，还得一寸一寸地往前挪动。

中午的时候，太阳更是开足了马力，越来越爆，天气越来越热。父亲要我找个阴凉的地方去歇歇荫，我于是就直接去了粮站，我想看看，怎么就验收得这么慢呢？


走近粮站大门口，只见粮站围墙上白底红字写着“欢迎贫下中农踊跃交售爱国粮”的鲜红大字标语，进站的大门两旁，一边放着一缸三皮罐的茶水，一边放着方便群众的“针线袋”，看到还是觉得有些暖心。再走进院内，院内全是水泥地面，而且大部分地方都晒着麦子。

靠近仓库，有两处简易工棚，一边工棚下放着两架铁丝溜筛，一边工棚下放着两台木制的风斗。仓库的大门口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摆着醒目的“验质”的标牌。验质员郑老头(一个女同学的父亲)手持一杆白亮的铁钎，正猛地在每个袋子上一“插”一“扭”，然后抽出，再把铁钎中灌满的麦子倒入一个木盘，用手选了几粒放在嘴中咬。麦子咬得嘣嘣响，说明水分率合格，然后再看麦粒的饱满度和杂质。根据查验的结果，所交粮食会确定为一二三级的不同品级。然后再把验质内容填写在验质单上，注明过磅时应扣除水分和杂质的百分比。


拿了验质单，农民才可以将粮食运到仓库内。仓库内有一架高高的木跳板，跳板前就是过磅的地方，过磅员先称了小麦的毛重，然后再根据验质单要求扣除水份杂质，最后开据的正式发票则是净重。拿了发票，售粮者再把三联单发票交一张给仓管员，仓管再监督售粮人把粮食抬到高高跳板将粮食倒入库堆。如果验质员觉得水分太重，就会要求就地再晒。如果觉得杂质太多，就会要求用溜筛再筛，用风斗再风，直到合格才能入库。唉，难怪交粮的速度这么慢。

回到父亲身边，我要父亲去粮站门口喝点凉茶。父亲没去，他把车把手上的一个小布袋取下，从布袋里拿出两条已经有点老了的黄瓜，他递给了我一条，我与父亲一人一条吃了起来。黄瓜虽然不嫩，但很能充饥，也能解渴，我们三下五除二就将黄瓜消灭了。

没多久，忽然又看见粮站前人潮涌动，而且听到有吵吵闹闹的声音，我便跑去看热闹。一个青年小伙正与一个年轻的验质员在争吵。那青年小伙说：“你们比刘文彩收租子还苛刻，你今天非给老子收了不可，不然老子把你的桌子都掀了。”这时，一个工作人员模样的中年人对年轻验质员似真非真地说:“我去打电话，要公社政法组的人来。”那小伙子更怒了，说：“政法组来了又怎么样？老子是贫下中农的子女。”突然，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伯从人群走了出来，这老伯上身一赤膊，脖子上搭着一条不白不黑的擦汗的毛巾，下身穿着一件齐膝盖的大裤衩，腰里绑着长长的粗布腰带，右手持着一杆长长的烟杆，看上去好像“练过”。那老伯走到小伙面前，中气十足地说：“小伙子，贫下中农子女更应该给国家交合格粮，你要在旧社会，早被地主的家丁打翻铺了。不交合格的粮食给国家，解放军吃什么？‘老东’(日本鬼子)来了谁去打？”接着，那老伯伯又用长长的烟杆指了指排队的人群，接着说:“你看，那么多人在排队，别犯了众怒。”那青年对老伯上下打量了几眼，陡然什么也不说了，好像觉得服了。然后乖乖地把粮食朝风斗边推去。

又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排到了我们的名下。那验质员郑老头吃了中饭又上班了。郑老头认识父亲。他问：“队长，今年怎么没有集体来交粮？”父亲说:“今年梅雨多，只有分给各家各户想办法晒整，然后分户交售。”郑老头照例将铁钎插到我们的袋子里取出麦子，咬了几颗，然后脸上显出难色，对父亲说：“老黄，粮食很干净，很饱满，但还差点太阳，再晒两个小时吧！”父亲好像心中已预料到，马上说:“好吧，好吧，就是时间耽误得难受。”因为父亲除了一天工分没了，他还是小队长。

父亲与我只有将车推到粮站空地上，把三袋小麦倒在水泥场上再晒。父亲自己的肚子可能饿了，然后他心疼地对我说：“你用那装黄瓜的布袋装点小麦去街上换几个馒头吃吧？”我说：“都下午了，餐馆里的馒头可能早卖完了，就熬熬算了吧。”父亲便在独轮车上坐着抽起了烟，他抽完一支烟，就去用耙子将那小麦翻动一遍。


直到下午四点多钟，郑老头才将我们的小麦重新验收。验收过了关，过了磅，开了票，最后我与父亲饿着肚子，拼尽了全力，将小麦抬到了高高的木跳板上，然后倒进了粮仓。从跳板上下来，我身上流出了一身因饥饿而出的冷汗。

我与父亲忙了累了一天，三百多斤的小麦就换回来一张白纸发票，因为“公粮”就是农民交的国税，只有超交的“余粮”才有钱发。回家路上，父亲却还高高兴兴地说：“交小麦很划算，一斤小麦可抵一斤米杂，如下半年交谷，一百斤原粮只能折成七十斤米杂。”我根本没有心思听父亲说什么米杂原粮，因为我已经饥肠辘辘，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倒是庆幸母亲在我们出发之前还在车把手上放了两条黄瓜。

2021年9月25日于湖景湾。

注：2005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中国农民几千年皇粮国税的历史结束。


作者简介：黄发振，笔名长子。江陵县人，荆州市作协会员，七七级师范生，当过老师、公务员，现居南方。二零一九年开始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