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期的江陵人：我的母亲黄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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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1月16日，母亲出生在湖北省江陵县郝穴镇。黄家早先是郝穴镇上的大户人家，有几进深的院子，在那一带还有些名气。

母亲的祖父读过一些书，但仕途不就，家境也就开始衰落了。祖父去世后，家业由伯父掌管，他是镇上的地主豪绅。

母亲的父亲为人正直，反对伯父那种鱼肉乡里，欺压百姓的行为，就自己开了一个油坊维持生计。在母亲两岁那年父亲不幸病逝，留下了母亲和一个7岁的哥哥，我的姥姥独自含辛茹苦地抚养着这两个孩子。

母亲出生的年代，正值辛亥革命爆发，腐朽的满清政府被推翻了，但是社会动荡，军阀混战，中华民族仍在苦难之中。

新一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觉醒，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争取妇女解放的思潮强烈震撼了母亲幼小的心灵。

母亲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从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开始的。当时，伯父在家族中非常霸道，为了自己的利益，常欺负孤儿寡母。在母亲很小的时候，他就自作主张把她许配给镇上的商务会长齐家。

齐家的公子是个不学无术、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母亲从心里瞧不起他，坚决反对这桩包办婚姻。母亲从小就是一个能为理想执着追求、大胆有主见的孩子。家里的事都是她做主，平时谁要想欺负她的母亲和哥哥，都是她出面理论。这时候她和她的母亲商量，坚决不去齐家，为了不被封建礼教所吞噬，她决定出逃。

在192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不满15岁的母亲独自坐船离开江陵，到武汉求学，立志要做一个独立的新女性。

母亲到武汉后，先在武昌第一女子中学附属小学读书，后考取了湖北省女子师范。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后，武汉成了全国革命的中心，国民政府迁到了武汉。

11月，黄埔军校的政治科也迁到武汉，为了培养妇女运动的骨干力量，张榜招收女学生。正在女子师范上学的母亲看到招生的消息，欣喜若狂，认为这正是她追求的目标，就和七八个老乡结伴报了名。母亲对那次考试的经过始终记忆犹新。母亲的回忆文章中讲述了这个故事：

考试时，语文试题是《革命与社会进化之区别》。我写到：“革命是人为的，社会进化是自然的…”，这是我对革命的粗浅认识，仅仅写了大约108个字。考数学时，代数几何我没学过，只做出两道应用题。

坐在我后面的一位考生见我不会做，就把他的答案抄了一个纸条扔过来，我没捡，我要凭自己的本事去考。谁知监考老师早已发现，取消了他的考试资格。我一直不敢回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是男生还是女生，说实在的，对他我始终有一种深深的歉意。

揭榜那天，我鼓起勇气去看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被录取了！和我同桌考试的一个女生是大学生，她的语文试卷写了好几张纸，却没有录取，她不服气，认为老师把试卷搞错了，我也感觉不对。复试那天，我小声问老师会不会搞错了，老师微笑地看着我，拿出试卷。我看到在我的试卷上用红笔写着4个大字“孺子可教”。可见黄埔军校录取学生的标准并不只是考文化水平，还是以政治态度为先。

这样，母亲考取了黄埔军校，成为了第六期女生队的学员，女生队一共有183名学员，负责人有邓演达、恽代英、谭延闯等著名的革命家。

女生队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第一支妇女武装，那时女生一律剪短发，穿灰军装，扎皮带，打绑腿．胸前佩戴军校校徽，每人一支步枪，个个英姿飒爽，神气十足。女生队成立的消息传到苏联，斯大林很高兴，特意让女生队全体学员照了一张合影寄给他。

八十年代，母亲得到了这张合影，非常高兴，一直珍藏着。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蒋汪合流，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革命进入了低潮。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军校决定，女生队立即疏散。恽代英老师在军校最后一次大会的临别赠言中说：“希望每一个同志都是一粒革命种子，不论撒到什么地方，就让它在那里发芽、开花、结实。

”人生有许多选择，但紧要关头也只有那么几次！面对严酷的考验，一些人消极了，成为了革命运动的旁观者，但是母亲毫不退缩，勇敢地选择了继续革命的道路。

正当共产党人遭到迫害、镇压和屠杀的时候，母亲却毅然加入了共青团，而后由王典章、邓述诗同志介绍转为共产党员。

母亲一直记得那一天：1928年初的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在家乡，由支部书记彭之任同志带领她宣誓，面对党旗，母亲举起右手，握紧拳头，说出了共产党人的铮铮誓言：“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保守机密，努力工作，牺牲个人，誓不叛党。”

在沙市，母亲坚决反对土豪劣绅，与民团团总的伯父势不两立，遭到了反动势力的迫害，也不便于开展党的活动。于是特委决定将母亲派到松滋开展工作。母亲到松滋县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松滋县特别支部，任支部书记。阴历二月，鄂西特委又决定把特别支部改为中心县委，母亲任县委书记。当时她只有18岁，是松滋县委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书记。

这时，党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决定在湘、鄂、粤、赣4省举行秋收起义。这次紧急会议于1927年8月7日召开，被称为八七会议。

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母亲和县委的同志们分析了形势，认为松滋县比较偏僻，国民党没有驻军，只有一些地方民团，虽然民团的武器不错，但战斗力不强，于是决定秘密开展农民运动，准备武装起义。

母亲和她的战友们广泛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就建立了金鸡山等10多个党支部，发展党员近500人，同时农民协会也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并成立了松滋县工农自卫大队，松滋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

准备武装起义期间，形势发生突变，鄂西特委遭到破坏，特委书记张继枢、团委书记张光杰被捕，英勇牺牲。敌人把他们的头割下来悬在城门示众，残酷之极。松滋这里的起义队伍正在组织，工农自卫大队尚未进行训练，就被西斋区的土豪劣绅发现了，他们派一个民团中队进山搜剿。

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县委来不及开会研究，母亲当机立断，决定提前起义。起义队伍打出的红旗就是仓促中准备的一块红布，靠放鞭炮向乡亲们发出了起义的信号。

九岭岗农民协会的农友们，听到鞭炮声，见到红旗，就手持菜刀、镰刀、斧头、锄头涌向敌人，喊杀声，鞭炮声漫山遍野。民团的团丁被突然袭击吓得惊慌失措，四处逃窜。

进剿的民团被全部消灭了，起义的队伍中只有一人受伤。起义成功了，这支革命武装一下子就有了20多支枪，大家非常兴奋，从山上一路杀下，很多农友加入，队伍不断扩大。

九岭岗起义后，县委立即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并用缴获的27支步枪，加上土武器，大刀、长矛等组织了一支革命武装队伍，向西斋、石牌进军。一路上，杀了老土豪原任区长雷敬之，烧了国民党区长雷新民、土豪田向芳、罗经伍的房子，开仓放粮，杀富济贫，宣传革命。起义队伍所到之处老百姓欢欣鼓舞，敲锣打鼓，热烈欢迎。

起义3天后，敌人集结各区民团和当地驻军43军，向起义队伍疯狂反扑。由于寡不敌众，只好把队伍撤退到九岭岗，与敌人周旋。敌人把九岭岗层层包围，集中火力强攻。农民自卫队内无弹药，外无援兵。母亲和县委的同志们分析了局势，认为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只能暂时转入隐蔽，保存力量，以利今后长期斗争。于是，他们集中力量守住山口，掩护已经暴露的党、团员和革命群众疏散隐蔽，把枪支和油印机等埋在九岭岗对面的猫儿盖山下，队伍平安转移了，保住了这些革命力量。后来，这些同志参加了贺龙领导的部队，成为红二方面军的一部分。九岭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九岭岗起义是湘鄂西早期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震动了松滋，震动了鄂西，在松滋人民的心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在九岭岗起义失败后，母亲成了松滋反动政府通缉的“要犯”，在群众的掩护下撤退到刘家坪、王家大湖一带。敌人的“清乡”步步紧逼，母亲是外乡人，又剪了发，放了足，不易隐蔽，无法在当地坚持斗争。

党组织决定母亲回到家乡郝穴镇暂避。回到家中后，当了民团团总的伯父对母亲一直怀恨在心，要置她于死地。

当时军阀割据，交通和通信都十分落后，当地驻军和民团并不了解母亲在松滋的革命活动，只能将她软禁在家中。在软禁中，特委来人传达周逸群同志的指示：“黄杰在当地目标太大，出来活动容易暴露党的组织，决定派她到上海去工作。”从此，母亲离开了生她、养她、并为之战斗过的故乡，踏上了新的征途。

黄杰故居

1929年4月，母亲辗转到达上海，由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第一线转到秘密工作战线上。母亲在上海法南区委工作。在上海没有掩护身份是不行的，当时党的经费很困难，生活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

母亲在夜校学习了英语，并考取了电话接线生。母亲很有学语言的天分，尽管学习英文的时间不长，但到老年时还记得一些单词，而且发音都很纯正。我学了许多年英语，发音就是不如母亲。

1930年5月，江苏省委需要妇女干部，将母亲要去。同年7月，中央派曾中生同志去南京组织领导兵运工作，调母亲协助他。母亲在她的回忆文章中讲述了在南京工作期间的一段有趣的经历：

一天，曾中生叫我跟他到玄武湖公园的一个凉亭去接头，有重要事情研究。他让我里面穿一套衣服，外边套一件旗袍。

我们一进公园就碰到一个黄埔军校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中生和他招呼了一下，就应付过去了。那人走后，中生警惕地对我说：“见鬼了，不能去凉亭了。

”凉亭里接头的人已经到了，中生向他们使了一个眼色，就拉着我跳上了一艘湖里的游船，让船工往芦苇丛里划。戈4到芦苇深处的鹦鹉洲，中生给了那个船工一块钱（其实只需两角），他让我脱掉外衣坐船回去，然后，他跳下船向鹦鹉洲上的喇嘛庙走去。我把外面的旗袍脱掉往芦苇里一塞，就让船工往回划。果然不出中生所料，我回到岸上发现很多人，亭子里也有很多人，说要封船，抓一男一女，女的穿花旗袍。

我赶快出了公园，叫了一辆黄包车回家。过了两天，有一个人拿着中生的条子来找我。条子上说：“我因事不能来，特托南兄接你，马上离开南京去上海，票已买好，南兄送你上火车，到上海后住其昌旅馆。

”我到了上海，中生到旅馆来找我，他对我说：“南京已经暴露，不能回去了，南兄是南区的区委书记，你就留在上海工作。”就这样，1930年9月，母亲调到了中央军委作秘密交通工作。

从党的“五大”起，中央就在上海设立了军事部，领导全国武装斗争，由周恩来任军事部长。

1930年春，各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蓬勃发展，为了加强对全国红军的统一领导，军事部改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刘伯承、聂荣臻、傅钟、曾中生、朱瑞等同志是军委委员，欧阳钦同志是秘书长。

军委机关在成都路，是一栋三层的楼房。大家住在一起，生活上互相照顾，女同志当“家庭”主妇，轮流买菜做饭，他们不分职务高低，常常说说笑笑，像一家人一样。

周恩来化名伍豪，对外身份是复旦大学的教授，身穿长袍，一副学者风度。刘伯承到苏联留过学，懂俄语，常在机关三楼翻译有关的军事著作。母亲把他们当成长者和老师。白区工作是在敌人虎口里的工作，随时都可能遇到盘问、搜查和跟踪，因此必须随机应变。

一次周恩来作报告回来，手里还拿着报告提纲就遇到搜查。他是教授，不能躲，于是非常镇静的把胳膊一伸，任凭检查，泰然自若。

搜查的人看到他大学教授的派头，没敢多问，手上的稿件也没看就放过去了。这样的情况，对母亲来讲也是家常便饭。

一次，母亲去送文件，把文件藏在点心盒中，走到半路看到前面有一堆人，知道遇上搜查的了。她机警地转身进了一家杂货店，买了一点盐和卫生纸，又问老板娘厕所在那里，就把东西放在柜台上，假装去了厕所，躲过了敌人的盘查。

还有一次，母亲给何香凝送信，门房看她的装束很平常，怎么也不让她进去。后来母亲到旧货店买了一件假貂皮大衣，雇了一辆黄包车，趾高气扬地到何府门口，没等下车，门房就恭恭敬敬的跑过来，请她进去了。

还有一次，周恩来让母亲给刘伯承同志送一份重要密件并请他来议事。母亲将文件放在一个茶叶筒里，到了刘伯承的住处，发现暗号没有了。秘密工作机关都有自己的暗号，或是一盆花，或是挂一个什么东西，或是其它的一些办法。刘伯承家里的暗号是在窗户上挂一条红绳，当时红绳没有了，表示有情况。

母亲看了看周围不像有情况的样子，又在弄堂里和房子周围转了好几转，也没发现异常，但是仍然不敢贸然闯入，为了安全起见只好回到机关。周恩来正等得着急，见文件没送到，很生气，认为误了事。

母亲感觉很委屈，刚要辩解，正好这时候刘伯承不慌不忙地走了进来。母亲立刻迎了上去，焦急地问：“你到哪里去了？”他说：“没有去哪里呀。”“那为什么暗号没有了？”母亲赶紧追问一句，更加着急。

刘伯承开始一愣，想了想，一拍脑门笑起来，用他那特有的四川腔调说：“莫要急，可能是我家里的那位拿去拴鸡了，她刚从老家过来，不了解这些嘛。”大家哄堂大笑，虚惊一场。

1932年春，母亲调到江苏省妇委，在我党著名女革命家钱瑛、帅孟奇领导下工作。妇女工作是工人运动整体的一部分，通过工作，母亲与刘少奇、杨尚昆等同志都比较熟悉。刘少奇见了她不叫名字，叫梳小辫的姑娘，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

不久，母亲又被调到闸北区和沪东区任女工部长。1933年5月1日，在“盲动主义”方针的指导下，上海地下党组织全市大游行，母亲带领工人队伍到中国地界集合。

游行还没有开始，巡捕就得到消息，他们挥舞着警棍驱赶群众，群众和警察发生了冲突。队伍一下就乱了，母亲为了保护群众被巡捕抓捕。做秘密工作的人，对被捕、坐牢早有思想准备。

当时一起被捕的还有一个叫陈一福的同志，她在宋庆龄组织的国民御侮自救会做秘书工作。为了对付敌人，母亲和陈一福共同商定：黄杰叫赵映华，陈一福叫张俊华，她们是表姐妹，就住在国民御侮自救会沪东分会主席的楼上。在审讯中，她们从容应对，坚持一致口径，敌人始终没有发现她们共产党员的身份，宋庆龄又请了律师，为她们做了有力的辩护。

法院最终以违反民国紧急治安法治罪，判刑5年，念其是年幼无知的妇女，减半执行。母亲在敌人的牢狱中度过了两年7个月的铁窗生活，敌人剥夺了她的自由，可是征服不了她的革命意志，母亲团结狱中的难友，与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到1935年底出狱。

“文革”期间，有人指使造反派诬蔑母亲是叛徒，纺织I业部专门派人到上海公安局调查，找到了当时提篮桥监狱的原始档案。档案里的审讯记录十分完整，既没有自首，也没有叛变。

母亲是怎样由宋庆龄保释出狱的，都有清楚详细的记载。这样，造反派的诬蔑、栽赃就被彻底揭穿了。“文革”后，纺织工业部的黄永芳同志向母亲}[报了这件事，母亲感谢当时去调查的同志能够顶住压力实事求是。

母亲出狱后，上海党的机关已经遭到几次严重的破坏，找党非常困难。为了找到党组织，母亲辗转来到了香港，1936年4月与潘汉年同志取得了联系，又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在暴风骤雨的革命斗争中，母亲由一个反对封建礼教，追求独立的女孩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占领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中。母亲又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中，她在八路军上海办事处何香凝组织的妇女慰劳会中做党的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慰劳抗日爱国将士。

1938年2月，母亲被调到新四军军部服务团，任女生队队长，学员们都是来参加抗日的热血女青年，大部分是刚出校门的学生，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阿姨就是其中的一员。

1938年7月，母亲到中共鄂西中心县委及施巴七县工作委员会任常委。

1939年5月，母亲到重庆办事处合川战时重庆第一保育院任工场主任。在国民党统治区做抗日工作，既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又要与国民党的特务作巧妙的周旋。

黄杰故居

1940年春，母亲终于来到了日夜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巍巍宝塔山，清清延河水，使母亲感到无比的兴奋，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始了学习生活。1942年，学习结束后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妇联任组织部部长。

1945年，母亲被调任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院长。这还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当时管组织工作的安子文同志请母亲到他的办公室讲：“你已经是我找的第九位了，希望我提的要求你不要拒绝。”停了一下，安部长接着讲：“就是延安保育院院长，找了好几个人都不愿意当，才想到你。

”母亲二话没说就干起保育院长的工作。保育院孩子多，经费短缺，她想办法与宋庆龄国际红十字会联系，取得一部分资金。

在那个艰苦年代，延安战事频繁，这些孩子都是前方将士和烈士们的子女，要保证每个孩子的安全，转移、疏散，任务相当繁重。孩子们年龄不一，大大小小的都有，又要照顾生活，又要教他们学习，她带领着保育院的老师、阿姨们不辞劳苦地尽最大努力把孩子们照顾好，教育好，让前方将士放心。母亲就是这样，党让干啥就干啥，从来不计较职务高低、个人得失。

1946年春，父亲因患肋膜炎大病刚愈，住在延安柳树店休养。张琴秋同志是红四方面军队伍中杰出的女同志，在红军时期因反对张国焘而受过排挤、打击。在红西路军的征途上与父亲共同战斗，都是九死一生才返回延安的，因而与父亲很熟悉，了解父亲的情况。张琴秋是中央妇委的委员自然了解在陕甘宁边区妇联工作的母亲，经过她和苏井观叔叔的介绍，父亲与母亲逐渐熟悉了。

说起结婚的经过，父亲当年的警卫班长张双优记忆犹新，他回忆道：有一天，卫生部长苏井观约首长去打扑克，有几位女同志也在那里，正和苏部长的爱人张琴秋说话，他们一起打了一会儿牌。回去的路上，我发现首长非常高兴。再去打扑克儿，我就看出门道来了。

这时，苏部长的警卫员小王问我知不知道首长来这儿有什么事儿，我说不就是休息休息，玩玩儿呗。他噗嗤一声笑出来，说：“你们首长今天结婚！”我一听不得了，赶紧给家里报信儿，让他们快做准备，心里还一直埋怨首长，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言语一声。

当我随首长他们步行回到家里的时候，首长见大伙儿正在打扫屋子，笑着说了一声：“嗨，小鬼，精得很呐！今天我结婚，请你们吃糖！”苏部长拎来一只鸭子，几个战友吃了一顿。他们把两个人的铺盖卷儿一合，就算结婚了。那天正好是五四青年节。

看似简短的相识，如此简单的婚礼，其实并不简单。当时在延安，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不太吃香，许多进步女青年来延安参加抗日，择偶时，都首先选择红一方面军的干部。

经过长期革命风浪磨炼的母亲对人对事都有更成熟的看法。1930年她在中央军委工作时，就了解一些各根据地军事斗争的情况，因为曾中生在鄂豫皖苏区，她也就更加关心那里发生的事情。

后来曾中生牺牲了，母亲依旧一直关注着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对这支部队的坎坎坷坷她有自己的分析和看法，对徐向前的人品、性格、指挥才能由衷钦佩。父亲敬重母亲的独立坚韧，聪慧大度。

母亲佩服父亲刚毅、果敢、运筹帷幄的军事才能和刚正不阿、荣辱不惊的人格。共同的革命信念，共同的人生价值取向是父亲和母亲婚姻的基础。他们刚柔相济、互相信任、互相体贴、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44年的岁月。

我出生于1947年初。当时，父亲正率新组建的部队与敌人苦战，母亲做地方工作。一次，母亲组织地方的支|前工作，忙了整整一天，很晚才回家。抱起我来喂奶，可是一抱，我就大哭，在昏暗的油灯下看了半天，发现我额头有一个大肿包。原来是母亲出去工作，留下了16岁的小警卫员带我。

小警卫员把我放在转椅上面转，一转我就哈哈大笑，他就使劲地转，一不小心把我甩了出去，额头撞在地上，我昏迷了好久才醒过来，险些被摔死。

这样的险事还遇到过几次。一次是敌机来轰炸，当时我还未满月，刚被人抱走，房子就炸塌了；另一次是我得了肺炎，因为缺医少药，高烧了好几天，已经奄奄一息了，薄一波叔叔派人骑马跑了一整天，追到了一瓶“盘尼西林”，才救了命。我一生下来就给母亲添了不少麻烦。

黄杰故居

建国后，母亲一直工作在纺织工业战线。

刚解放时，国家一穷二白，纺织工业的基础十分薄弱。当时，纺织业有“上青天”之说，就是只有上海、青岛、天津有一点纺织厂。

可是全国人民都要穿衣服呀，纺织工业需要新的布局，建设新厂需要大批的干部、大批的业务人员和高级技工。既要从老厂抽调人员支援，又要组织培训新生力量，母亲为建设纺织工业的队伍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建国以来，在纺织工业战线上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涌现出了郝建秀、赵梦桃等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

在采访当年与母亲一起工作的老同志时，大家都为那个辉煌的时代而自豪，还特别讲到母亲严于律己的高尚品格。纺织部刚组建，首次为干部评级、定级是很复杂的，母亲在人事司主持这次定级工作。

上报定级方案后，中组部领导找母亲谈话：“黄杰同志，你是28年的党员，大革命时期的干部，你把自己定得这么低，让我们怎么平衡。”尽管主管部门领导如此讲，母亲还是坚持把自己的级别压低了一级。

母亲高尚的品格与谦和待人的态度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爱戴。黄永芳同志是54年从军队转业到纺织部的，长期在部机关工作，她回忆：“黄杰首长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与群众同甘共苦，不计个人得失。

当时在纺织部机关和下属单位中任职的部队将军夫人，地方市长夫人不少，论官衔元帅夫人是最高的，可是就数黄司长没有架子，和蔼可亲，这是上下公认的。”

在那种动辄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中，主管人事工作的母亲不计个人得失，勇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护了不少干部。

在极“左”路线影响下的“肃反”运动中，纺织部人事司一个处长的爱人自杀了，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问题，本来会被立刻调离工作岗位。母亲顶住了压力，讲：“问题尚未弄清，再说这个同志本人没有问题，不应受到株连。”经过母亲的努力，不仅保护了干部本人，使她继续在原岗位上工作，而且妥善照顾了她的家庭。

母亲不仅关心广大干部、职工的工作和生活，还特别挂念那些为建立新中国而献身的烈士们的亲属。

彭雪枫同志的遗孀林颖阿姨在纺织部工作，母亲尽力给与照顾，还特别关心她的儿子小枫的成长。彭小枫同志参加工作后，仍念念不忘母亲当年对他的关心和培养，每逢春节他都要代表林阿姨来看望母亲，在母亲病重期间多次到病床前探望。

母亲好静，很少串门走动，但是很怀念和她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们。一次我回到家中，母亲很高兴地告诉我，她和“帅大姐”通电话了。

当时，帅孟奇同志患病住院，母亲很担心，突然接到她的电话，尽管只是聊了一下家常，但是让母亲兴奋了很久，她对老大姐的敬重和思念之情令我至今难忘。赵峰阿姨是母亲最亲密的朋友，她们同在延安党校学习，之后同在陕甘宁边区妇联工作，母亲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一直放着她们的合影。

1985年在母亲寿诞之际，赵峰阿姨以她秀逸潇洒、跌宕多姿的书法写了一首长诗，表达了她对母亲的敬重与友情，这幅长诗一直悬挂在母亲会客室的墙壁上。

从1962年我家搬到后海南沿的柳荫街之后，母亲在这里生活了45年，与街坊邻里建立了十分和睦的关系，逢年过节母亲都要给柳荫街居委会的“高大妈”等老邻居们送点水果、点心，并让秘书向老邻居表达节日问候。

华国锋同志和父亲是山西老乡，在90年父亲去世后，他每年春节前都要来看望母亲，他以一个退休了的政治家的从容和淡定与母亲谈天说地，聊家常，聊百姓生活，聊社会新闻，每次都要谈很长时间。一年春节，华国锋同志向母亲赠送了他的书法作品“澹泊慈贤”，表达了他对母亲的尊敬与赞誉。

解放初，父亲将几十年来烽火年代中未能团聚的亲人接到北京，母亲也把姥姥接来照顾我和妹妹小涛。到吃饭的时候一个大长条桌坐得满满的，真热闹呀！母亲每天一大早就去上班，很晚才回家，一边忙于工作，一边周到地照顾着这个和睦的大家庭。

在家中，父亲一直保持山西人的生活特点而母亲生于鱼米之乡，所以口味和生活习惯都不尽相同，母亲基本上随父亲的饮食习惯，不过有时也向父亲提一点要求。

一年，在母亲的生日时，父亲开玩笑地问母亲：“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呀？”母亲想了想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你穿元帅服的样子，你穿上让我看一看，就算生日礼物。”父亲从箱子里拿出了元帅服，穿上展示了一下。这样，母亲收到了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

父亲平时说话不多，可是在生活中很体贴母亲。父亲是军人，走起路来总是大步流星，同母亲出去散步时父亲就注意放慢步速，使母亲走起来不吃力。父亲喜欢摄影，在五、六十年代，为母亲和孩子们照了不少像。

画册上母亲的许多照片都是父亲的作品，这些生动的黑白老照片充满了家庭气息，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美好的回忆呀！父亲有一个专用的工具箱，喜欢自己动手做木工，母亲用的拐杖就是父亲亲手做的，做得很精美，也非常耐用，父亲去世后母亲还一直使用着这根拐杖。在病重住院期间，母亲将拐杖放在病床边，不许任何人拿走，照顾她的小护士们很奇怪，彦彦对她们解释：“这是老头为她做的呀！”

2007年6月18日，这一天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7月初，我们来到了母亲的家乡——湖北荆州，在浩渺的长江上，母亲的骨灰伴随鲜花缓缓地随江水飘向天边。80年前，母亲从这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98岁的她走完了轰轰烈烈的一生。现在她又回到了故乡，再次从长江走向大海，走向世界。

来源：江陵县档案史志信息网

作者：徐小岩